11月13日下午，索邦大学文学院荣休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艺术、文学、人文社科学院）成员、拉封丹之友学会主席、法国17世纪文学专家帕特里克·丹德雷（Patrick Dandrey）先生受邀来我校演讲，题为“寓言的历史­——从西方古代至拉封丹”。讲座由何吉光老师主持。

寓言这一体裁起源于公元前3000至2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常说的“伊索式”寓言即发源于此。据传，伊索（Ésope）是一位来自弗里吉亚的奴隶，被拉封丹和他同时代的人视为寓言体裁的缔造者。而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法莱隆的德米特里（Démétrios de Phalère）则首次将西方的寓言故事浓缩、编纂成册，并冠以伊索之名。在不间断的传承中，寓言的形式也趋于稳定——生动的叙述（通常以动物为主）与道德寓意相结合，后者多以实操层面的智慧和常识为主。

基于这一基础，拉封丹进一步将这些以散文写就的、简短的寓言作品改写为诗歌。丹德雷教授以《寓言集》（Fables）的首篇寓言《蝉与蚂蚁》（« La Cigale et la Fourmi »）为例，展现了寓言诗歌的丰富形象与隐晦意义。例如，通过对比《蝉与蚂蚁》的第二句中著名的三音节短句“整个夏天”（Tout l’été）与第二卷首篇寓言《瘟疫中的病兽》（« Les Animaux malades de la peste »）中的三音节短句“牧羊人”（Le berger），丹德雷教授分析了短句的生动性和娱乐性，同时阐述了拉封丹对某些寓言赋予的政治意义。

丹德雷教授还提到，拉封丹或许最初受到拉丁语寓言作家斐德鲁（Phèdre）的启发。斐德鲁的寓言曾部分失传，在十七世纪初又重被发现，并被用作学习拉丁语的教材。如同斐德鲁借寓言影射提比略皇帝的宠臣，拉封丹或许也曾试图用这一体裁为其庇护人尼古拉·富凯（Nicolas Fouquet）辩护。在风格层面，与斐德鲁寓言的紧凑、简洁的诗句不同，拉封丹为自己的作品注入更多自由与活力、流畅度和趣味性，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丹德雷教授接着分析了拉封丹对东方寓言的吸收，尤其是传说中婆罗门毕德拜（Bidpaï）的作品。对寓言跨文化传播过程的揭示将讲座引向对希腊、印度和波斯寓言的共同起源的探讨，它们最终都追溯至古巴比伦帝国。考古专家曾发现一块约公元前2500至2000年的苏美尔泥板，上面篆刻了一则寓言式的简短故事。这是目前已知被记录下来的、最早的寓言。

从古巴比伦，寓言经波斯传到东方，同时经希腊传到西方。在西方的传播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则通过翻译、模仿和改编，使寓言得到繁荣发展。丹德雷教授介绍了施泰因赫威尔（Steinhöwel）1476年出版的《寓言集》，展示了寓言传播至整个欧洲并通过耶稣会传到全世界并最终抵达东亚的过程。最后，丹德雷教授再次回到《蝉与蚂蚁》的寓言，并提出了一个假说：这则寓言可能隐喻了从狩猎、采集、游牧文明（蝉的形象）向农业定居文明（蚂蚁的形象）的转变。同时，蝉关于借贷与交易的描述，似乎也象征了17世纪法国从农业经济向资本金融经济的转型。

来自北外和北大等高校的数十位师生共同参加了此次讲座。

（撰稿人：何吉光）